我盯着她清凉无汗面上微微拂起的刘海儿，还有那身上无所不在的充满惑意的曲线，捏住鼻子责问道：
“请我吃饭，用得着下这么大本钱吗？想让我献血啊？”
她愣了愣，笑道：“主要是为了配合师兄你的短小打扮嘛。”
我愕然，看了看自己的装束，昨天刚剪短的刺发之下，是一件洗成遗物一般的格子短袖，穿的“休闲”式短裤，也因为身躯的日渐发胖而显得紧绷绷的，脚上蹬着一双上高中时候的凉鞋剪成的拖鞋，我一向很看中此鞋的舒适程度，但给人的感观却是大不佳。
我俩的配合，似乎并不默契。
我提议去得胜街吃铞仔，她闻言雀跃，说闻名已久，只是未去过。
我看了她半天，始相信，这是一个与社会脱离已久的人。或者说，是和下层人民没有搞好干群关系的人。
我叹了口气，带着她从培心路，肖家巷一路穿了过去。
路上顺便买了一份体坛周报，一串香蕉，两斤三两的生姜，那是家里明天要的。
我心安理得的指挥她给小贩付账。
到了得胜街，随意寻了处小饭馆，我做主，点了二十块钱的豆花肥肠，四块五一瓶的枝江大曲。
我深深了解细水长流的道理。
或许我们在电话里，真的可以做到百无禁忌。但如此真切的面对面，却总让人容易产生不真实的感觉。
于是，我开始喝酒，她开始看着我喝酒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始往我杯子里倒酒。再过了会儿，她就开始从我的杯子里往外倒酒。
她撑着额，看着小酒馆外不时走过的醉汉，忽地向我问道：
“听你说话，看你行事，总以为你是个不大懂得在乎的人。
只是，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嘛？”
我打了个酒嗝，端起一杯淡到没有茶味的茶，漱了漱口，应道：
“男女之间的东西，我倒是一向不大在乎的。……嗯，只是前些天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瞎想心事时，才发现老爸他闭着眼睛，也会伸手到我这边来摸一摸，看看我是不是盖着。等再过了会儿，又发现老妈开始做老爸一样的事情……”我用手尖轻轻点点她冰凉的鼻尖，笑道：“我可能会在乎这些。”
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，我说的分外认真。
她听的也很认真，然后说了句我一直记得的话：
“你得道了。”
接下来的事情有些记不清楚了，好象是我就送她到解放路的二路车站去坐的。还买了两瓶鲜橙多，一人一瓶提在手上摇着。
直到今天，我也不懂，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去坐计程车。怪哉。
待回到家后，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从酒意中醒来。
我死死地盯着身旁的电话，发现它一动不动，不知怎的，觉得非常搞笑。
于是我在半夜十二点的家中，放声大笑。
本以为那夜的酩酊之态会把她吓倒。没料到她的电话还是照常地骚扰我，而且似乎来的更频繁些了。
只是现在在电话里，她开始喜欢自以为是的剖析我，不断进行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她的对照，进行着她所谓的理性批判，妄图谋求湖大和加大辩论赛的最后胜利，对了，我忘了说，她是湖大毕业的。
我说我只是想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承欢于父母之膝下，她说我的潜意识里是想榨干父母的最后一滴血汗。
我说我的生活态度乃是生而无为，这是很有深度，很有历史渊源的一种活法。
她说庄子也曾做过油漆协会的会长，老陶同志也曾努力地种田，虽说收成看样子不大好。而只有我好象是什么都不做似的，懒的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软软的。
于是她判定我不是生而无为，而是生而无能。
我原谅她的无知，须知无能这种评语是不可轻易予人的，尤其是男人。
我经常被她的长篇大论搞的哭笑不得。于是我常恨恨地问自己，是什么时候变得和她这样熟了，熟的以至于都可以像李艳一样肆无忌惮地攻击我。
更令我伤神的是，她已不再满足在电话里教育我，经常把我喊出去切磋一番。
只是她总喜欢带着我去一些我不大愿意去的地方，一些据她说有她和她男人之间甜蜜回忆的地方。
诸如，在北山坡的阿诗玛餐厅，他们吃了第一顿二人晚餐。
（其实只是上初中的时候，办黑板报搞晚了，所以在那里吃了两碗面条。）
又比如，在南榭的水塘边，他们第一次单独约会。
（其实只是学校办活动，他们两个负责清场。）
再比如，她的男人在交电大厦对门的马路上教她学的自行车。
（这其实……对，这是真的。）
不过好在每逢到了这种地方，她都是眉目含笑，巧笑倩兮。从不给我帮她擦眼泪的机会。
这叫坚强，还是死撑？
幸亏她还会主动地邀我吃饭，不然我不知道能忍受她多久，哪怕她长的挺漂亮。
由于饭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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