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中暗笑，但心头暖洋洋的。
穿好鞋正欲出去时，校医正巧回来。公事化地给我复查了一遍，敷衍性地开了几片维生素，让我注意休息。便放我离开了。
我不禁好笑，校医的目光闪烁，好似心虚一般，心想他水平有限，诊不出我的病情，大概颜面扫地了吧？难怪从进屋开始他便没有与我的目光对视过。
离开校医室后，我问袁霏：“校医是不是觉得特对不起我？”
袁霏好笑地扬了扬嘴角：“错了，是因为校内正盛传咱们寝室的人沾上了类似咒怨那种不干净的东西，沾之则亡，老少咸宜，来者不拒，反正把咱们几个说成比还厉害的病原体了。”
我顿时哈哈大笑：“幸好出事前电话没响，不然就是二零零六年度鬼来电豫北校园版。”
袁霏也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也笑得更加大声。我与袁霏的笑声在寂静的校园中显得格外响亮，已有不少人从窗口望向我们，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班级更是集体向我们行注目礼。我与袁霏则搭着对方的肩，大笑着从众目睽睽下走过。
仿佛是一种无形的默契，只有三零八的人才明白的默契：如果别人以为我们三零八的“幸存者”应该在惶惶不安中渡过余下的时间，那我们偏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们不仅没有被恐怖打败，甚至还在嘲讽这些不幸，嘲笑那些旁观的好事者，嘲弄那些在等待观赏我们下场的人群。
这就是人性，事不关己便高高挂起。因为彼此不相识，因为这份危害没有波及到他们，他们便以猎奇的心态去静待事态的发展。那么，我们为何要配合他们的想像去表现出惶恐与害怕？为何要让他们有机会感慨地长叹一口气，说“看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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